【西藏档案】翻山越岭爱上西藏的北京知青

知青们在一起学习。 (资料图片)

　　王丽梅今年61岁。40年前，王丽梅21岁，是北京市23中一名老师。“1975年，毛主席的话：‘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，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’激励了全国各地的青年人，我的学生们也是，一定要去最艰苦的地方建设祖国，”王丽梅回忆说，“但是学生的父母舍不得孩子，觉得西藏太艰苦，不同意他们去，我也有点不放心我的学生，主要是自己也一直想去边疆搞建设，最后我就去做学生父母和我父母的工作，告诉他们西藏很需要年轻人。”就这样，在王丽梅多次诚恳地劝说下，学生父母和王丽梅的父母决定“舍小家顾大家”，认可了年轻人的一腔热血。“走的时候，姥姥还是有点不愿意，埋怨我‘不挣工资挣工分’”，王丽梅笑着说。

　　带着学生去支边

　　1975年3月，北京市15名知识青年坐上往西的火车。除了王丽梅，其他14名知青都只有18岁。“出发前，我们跑到当时的民族出版社，央求会藏语的老师教我们藏语，都是简单的日常用语，比如‘谢谢，多大年纪，吃饭了吗’等等，都想着到西藏后少用时间学藏语，多花时间搞建设”王丽梅说。当时的火车只能通到柳园，从柳园下火车后，王丽梅一行坐上开往拉萨的汽车。“当时的青藏公路还是土路，一路上特别颠，我坐在最后一排看着学生，头一直‘噔噔噔’跟车顶篷相撞。高反得特别厉害，吐了又吐。”据王丽梅回忆，去西藏的路上，一个学生为了锻炼自己早日适应高原环境，出发前只穿了一双北京“片儿懒”，“是一种薄布鞋，夏天的时候穿着凉快”，王丽梅描述道。“因为行李车和我们坐的车不在一起，不能再拿行李出来。我们压根没想到西藏的3月会这么冷，风这么烈，那位同学的脚冻肿了，后来裂了，血和脓一起淌，我们轮流帮着他捂脚，”王丽梅说到此，声音有点哽咽。

劳动间隙，知青们愉快地谈天说地。 (资料图片)

　　顶风冒雪、头昏眼花，经过了10多天，15名北京知青终于到了拉萨，迎接他们的是盛大的欢迎仪式。“我们没想到，布宫前面人山人海。老乡们举着锦旗欢呼，觉得我们是毛主席派来建设西藏的青年人。我们很激动，也很感动。当时我暗暗告诉自己，一定要尽全力建设西藏，不给北京丢脸，”王丽梅说。

　　学看病学藏语

　　到拉萨后，15名知青分到了两个公社：堆龙德庆县东嘎公社和山南乃东县结巴公社。王丽梅和自己的学生共8人去了堆龙德庆县东嘎公社。“当时公社没有多余的房可以给知青住，我们就一人一家住到了藏族老乡家里，跟老乡一起吃、一起住、一起劳动挣工分。闲下来砍柴、背水，有啥干啥。通常干完农活，我们就坐在田间地头学习、唱歌，现在的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阿沛·晋源也是我们一起的知青，晋源会拉手风琴，我们就伴着琴声唱歌，常常是田间地头，琴声歌声。”

　　王丽梅形容当时知青间的感情是“革命友谊”，大家相互帮助。除了干农活、学藏语外，公社的男同学看书学农业机械，学开拖拉机、修拖拉机。王丽梅就和女同学找书学治病，办起了小诊室。

　　“后来公社分了队，我和黄迎春分到了猪圈旁的一间屋子里。过了段时间，我觉得浑身痒得厉害，使劲挠还是不‘解恨’，就去找我们公社的丁书记。丁书记说‘你是不是长革命虫了’，他让我掀起衣角一看，‘唉呀，全是革命虫。你回家看看，衣缝里肯定都是白白的虫卵’。我吓坏了，赶紧回家脱下衣服一看，衣缝里全是白白的，用手一捋，‘哔哔叭叭’响……”说完，王丽梅又爽朗地大笑起来。后来，王丽梅才知道，所谓的“革命虫”就是虱子，“因为顾不上自己，忙着干活、忙着革命的人，身上的虱子会格外多。所以当时就把虱子叫做‘革命虫’”，王丽梅笑着解释说。

　　从没想过离开

　　1978年到1979年的两年间，大部分在西藏的知青通过政策和考学回到自己的城市。王丽梅说，自己没想过要回去，“觉得西藏还需要我。只要西藏需要，我就一定坚守到底。我和我先生1980年结婚，当时他在山南拍纪录片，我选择他，也是因为他也早就决定留下来建设西藏。”可是世事难如愿，1980年下半年，王丽梅身体越来越差，到医院检查后被确诊为“高山性心脏病”。

　　“1980年底，我收到了来自堆龙德庆县里的电报，大概意思是说：组织上决定让我内调回北京，北京和西藏一样可以为人民服务”。1981年，王丽梅内调回北京，继续在北京23中做老师。3年后，王丽梅自学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，圆了上大学的梦。

　　2012年，漂洋过海重返“故乡”

　　“回到北京后，我们8个知青从未断了联系，也一直在想念西藏，想念拉萨，”王丽梅说，“谁家有啥困难，我们8个相互帮忙从来都二话不说。这种感情是在建设西藏的共同目标和一腔热血中建立的，是在田间地头艰苦劳作中建立的，也是在一起哭、一起笑、一起学习、一起吃糌粑的高原生活中建立的，很难去形容。”

　　王丽梅说，“回北京后，我们8个东嘎公社的知青各自有了新的人生轨迹，朱桦和李颖在美国，余诚去了德国，我和黄迎春、韩一波在北京，阿沛·晋源留在拉萨继续建设。我们离开西藏的7个人身上有个共同点是无论何时都不会变的，那就是对西藏的想念。2012年，我们几个相约，无论在哪里，都要一起回西藏看看。可以算得上是漂洋过海的约定。”

　　2012年，在离开拉萨35年后，王丽梅和当初东嘎公社的知青们回到拉萨，回到了堆龙德庆县东嘎村。“一到村里，老乡们听说我们回来了，全都跑出来迎接我们，比1975年刚到拉萨时的欢迎还热情。当初我献过血的阿佳扒开人群，冲过来就抱住我说‘当初要不是你，我就站不到这儿了’。35年了，她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我。我们大家抱头大哭。”王丽梅说到此声音开始波动，通过听筒，我仿佛被带到了2012年当时的现场。

　　“村里的变化太大太大，没有想到会那么漂亮。除了一面破墙，我们实在找不到35年前记忆的凭证。都是二层楼，小院落，整整齐齐。一进屋子，唉呀，光鲜亮丽，完全不亚于北京房子的装修。我们还吃了很多好东西，都是当时想都不敢想的，又惊又喜。”王丽梅说，西藏的变化、拉萨的变化，完全超出了自己的想象。“可以深深感受到党中央和政府对西藏的关心、支持”，王丽梅说。

　　采访至此，王丽梅告诉我，她2012年重回拉萨最大的遗憾：“我们是15个知青一起入藏的，再回拉萨的时候，我们的周福来老师已经得肝癌离开了。回来以后，我知道了我的巴桑阿妈和他的大儿子在一次车祸中已经离世，还有好几位老乡也离开了。真的觉得我们回来得晚了，那么爱我们的阿妈和老乡……早点回去就好了，”说到这里，采访中无数次给我爽朗笑声的王丽梅哽咽着哭起来。

　　“我们从来没有丝毫后悔，来西藏是我们这辈子最正确的决定和最宝贵的财富。每个时代的年轻人都应该担负起时代给予的责任。”王丽梅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