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朗宗阿妈

　　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。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!”(唐.孟郊《游子吟》)。毎当，我想起西藏，朗宗阿妈慈祥的脸宠，便会浮想在我的脑海中，朗宗阿妈是我挥之不去，永远的高原记忆。

　　1979年7月，西藏山南地委组织部将苏新泉、周宗麟和我三人分配到海拔近四千米的隆子县工作。

　　到了县里，苏新泉(隆子县委副书记、曾任上海市奉贤区政协主席)和周宗麟(隆子县委办公室，已故)，很快便安排了工作和住宿。我在被安排在县农机科前，由于缺少房子，我只能一个人先在县招待所呆着，行李也不能打开。说是招待所，只是用泥土垒起的土坯房。地上就是干泥土，一到下雨，地上很泥泞，且跳蚤奇多。且饮食不适，如厕也难，想洗澡，更是奢望了。我那时26岁，打小从来没有岀过远门，一直生活在上海的大都市里，在家里衣食无忧。突然来到这样的环境，这如何适应?这时除了严重的高原反应外，水土不服也发了，浑身奇痒难熬，也有了低热。这时，我白天，望着远处的雪山发愣。晚上，钻进漆黑的被窝，想家、想妈妈……。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，我打开行李，将上海临行时，母亲在家门口给我挖的泥土，泡水咬咬牙喝下。两天后，奇迹发生了，我水土不服的症状，很快便消失了。

　　就在我感到举目无亲，孤立无援时，朗宗阿妈岀现了。她给我送来了煮熟的热鸡蛋，嘘寒问暧。我不知道她是谁，但我一下子感到母亲般的温暖，一股热流涌上心头，激动的热泪盈眶。后来，我才知道朗宗阿妈是隆子县新巴公社书记，也是全国妇联执委和县委常委。

　　工作安排后，朗宗阿妈经常带好吃的来看我。星期天，她怕我寂寞，就把我叫去她家作客，吃糌粑，喝酥油茶，品尝藏式糕点。我们上海人打小是吃泡饭长大的，酥油茶怎么也喝不下去，朗宗阿妈说，要适应高原环境，一定要学会唱酥油茶，实际上酥油是很贵的。当时，经常去朗宗阿妈家的，还有部队复员后，主动去隆子县列麦公社插队落户的倪惠康(曾任西藏自治区副检察长、荣获全国十大杰岀检察长称号、现为上海援藏联谊会副秘书长)、李德祥(已故)和在隆子务农的北京大学生张荣和冯建立(曾任西藏自治区物资局董事长)等一群热血青年。原来，朗宗阿妈巳把她家，当成“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”(唐. 王维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句)的汉族小年青们的家了。

　　1981年春节左右，按照党中央指示，要求汉族干部大批内调。当时我也想内调，朗宗阿妈特地来找我，想挽留我，她说：“听说你要回上海结婚，上海结婚费用很大的，你把‘阿佳拉’接来，机票由县里岀，婚礼我来帮你办，这样很省的……”。我听后，很是感动。

　　但不久，我接到县里的内调通知，我除了怕朗宗阿妈难过外，也饱受思乡的煎熬，十分想念家中的老母亲，和“两地书”的恋人，游子思乡心切，归心似箭。当天，将行李整理完毕，没等县里开欢送会，第二天清晨，天还没亮，便搭着“解放牌”卡车，悄悄地离开了隆子县。车经过日当朗宗阿妈家门口时，我叫司机停车，我下车，向朗宗阿妈家深深地鞠了一躬，双手合十拜别。心中念叨：“对不起!再见了!朗宗阿妈……”

　　我在拉萨机场侯机，三天后，朗宗阿妈冒着大雪长途跋涉，翻过五、六千米的俗坡达拉山和亚堆拉山。突然出现在机场，为我送行。她见到我，依依不舍地拉着我的手，摸摸我的脸。还送给我，扎编好的白色的牦牛尾巴当礼品。深情地向我千叮咛万嘱咐，并嘱咐机场招待所的同志对我好好照顾。好一幅“儿行千里，母担扰” 的场景。话别后，朗宗阿妈的车，便消失在茫茫大雪中，返回隆子了。

　　这时，我想哭，我想跟朗宗阿妈一起回隆子……。

　　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朗宗阿妈。

　　1998年夏日，我回去隆子。十七年了，隆子河谷景色依旧。但是，物是人非，朗宗阿妈已于当年3月过世，我感叹：从此后，我再也见不到，我的朗宗阿妈了!

　　记的，一位叫胡培亮的好友，曾很惆怅地与我说：“我母亲去世后，中秋节，单位里发的月饼，也没处送了，心里空落落的，好像没有了家的感觉。” 所以我说：“母亲是家的象征，‘妈’就是家，家就是‘妈’”。隆子是我心中曾经的家!朗宗阿妈，是我心中永远的藏族阿妈!

　　李 达 壬辰年中秋于沪上南浦